附图1 东晋写本《十诵比丘尼波罗题木叉戒本》局部并张宗祥跋，浙江省博物馆藏
20世纪最后20年以来，书法界对敦煌遗书中艺术资源的借鉴与利用，逐渐开明，但也争议寖多。其实，在20世纪初期新学术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书家，在20世纪中后期已经曾对敦煌遗书进行了深具书法学术意义的探究。本文以张宗祥与沙孟海两位先生为例，围绕他们对敦煌遗书的书学认识作一简要论述。
需要说明的是，张宗祥、沙孟海两位先生的有关论述，多与浙藏敦煌文献有关。杭州是敦煌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，不仅原杭州大学（现浙江大学）有中国大陆的三大敦煌学研究中心之一，而且浙江省博物馆（以下简称浙博）的敦煌文献藏品颇有特色。而浙博馆藏敦煌文献，与张宗祥、沙孟海两位先生皆有深厚渊源。张宗祥（1882-1965）自1950年3月起一直担任浙江图书馆馆长，浙博馆藏敦煌文献90%以上曾是张先生的旧藏；沙孟海（1900-1992）长期供职于浙博，先后任浙博历史部主任、名誉馆长，对馆藏敦煌文献多曾寓目。两位先生均是著名的文史学者和书法大师，深有交谊，且为前后担任西泠印社社长，因此，他们对于敦煌遗书书法艺术的认识是有很好的学术价值的。
毛昭晰主编《浙藏敦煌文献》前言有云：“如浙江图书馆前馆长张宗祥先生曾将其妥藏的敦煌写卷称为‘敦煌片羽’，并作过若干题跋，今浙江省博物馆的一百五十五件藏品即为张先生原藏。”全编共收藏品200余件，浙博馆藏占176件，其中155件为张宗祥先生的旧藏。因为编纂《浙藏敦煌文献》而调查浙博馆藏之品的时间，据该书序言可知为1998年至1999年下半年前。根据参与其事的敦煌文献研究专家黄征在其主编的《浙藏敦煌文献校录整理》一书的序言中回忆：“大家在浙江博物馆、浙江图书馆等公立机构进行普查，结果大有发现，例如浙江博物馆的纸质藏品登记册上查到‘唐人写经残片一大包’，打开一看，大家都惊呆了，原来是著名学者张宗祥先生整理的七十多个敦煌写经经袟、引首之类的残片，而且明确注明出自敦煌。原以为浙藏敦煌文献数量不多，经过查找，居然数量达到了200多个，而且内容丰富，名家收藏题跋，颇能引人入胜。”
张宗祥题跋文辞长短不一，其中较长者如跋《十诵比丘尼波罗题木叉戒本》，明确关注了该写本的书法艺术价值：“北魏写经。魏时书法随地有异同，河南、山东、陕西各成风气。此页拙而厚，盖陕宗也。白麻纸。”（见附图1）更多仅作“抄经账目”“诗”“诗中账本”等内容、文体的审定。《浙藏敦煌文献》卷首一帧彩图中有沙孟海《唐写妙法莲花经卷》《唐写妙法莲花经精品》题签，虽未署名，当令人一望可知确是沙先生手迹；而在浙藏《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卷第六十七·初分无所得品》后有另纸题跋一则（见附图2），集中论书，篇幅尤长，此跋后收录于《沙孟海论书文集》，注明时间为1975年。王宏理认为：“估计当年处境欠佳的沙氏在作藏品目录时有些感想，但只能另写一纸，且不敢署名。”
张宗祥、沙孟海两位先生对敦煌遗书的书学价值的认识，并非仅限于这些题跋，而是较为广泛地贯彻于他们的书学论著中。
附图2 沙孟海另纸跋浙藏《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卷第六十七·初分无所得品》
张宗祥《论书绝句》有《唐人写经》一首，自注有云“所见唐人写经凡八千卷”，数量实在极为惊人，何以有此机缘？《〈冷僧自编年谱〉简编》“1919年38岁”条有记：“任京师图书馆主任。图书馆集外阁残遗、文津《四库》、敦煌经卷诸珍品及普通书籍而成，隶于教部。……而敦煌写经七千余卷字，传者尽属硬黄，又足证古人喜书素绢，实为爱用光纸之故。”京师图书馆（现中国国家图书馆）所藏敦煌遗书的来源，据《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·前言》记：“敦煌遗书的发现没能得到中国有关人士的重视，一些外国探险家却闻风而来，以种种不光彩手段骗得大批敦煌遗书与其他文物，捆载以去。迨消息传到北京，在学者们的呼吁下，1910年，清政府学部咨甘肃学台，令将洞中残卷悉数解京，移藏部立京师图书馆，亦即今天的中国国家图书馆。”当时京师图书馆从中挑选较为完整者，编为8679号。
张宗祥先生的书学论著主要有《书法源流论》《论书绝句》《临池一得》等存世。虽不甚多，但书学主张已表露无遗。《论书绝句》中另有《康有为》一首：“广列碑名续《艺舟》，杂揉书体误时流。平生学艺皆庬乱，似听邹生说九州。”自注云：“南海《广艺舟双楫》一书罗列碑名，极少名论，几类碑目。其平生所书杂揉各体，意或欲兼综各法，窃其归，实一法不精。……予曰：‘一字之中，起笔为行，转笔或变为篆隶，此真一盘杂碎，无法评论。’”而康有为对自己“杂揉各体”的书法极为自得，晚年作《天青室白行书七言联》并长题云：“自宋后千年皆帖学，至近百年始讲北碑。然张廉卿集北碑之大成，邓完白写南碑汉隶而无帖，包慎伯全南帖而无碑。千年以来，未有集北碑南帖之成者，况兼汉分、秦篆、周籀而陶冶之哉！鄙人不敏，谬欲兼之。康有为。”再题曰：“鄙人创此千年未有之新体，沈布政子培望而识之，郑叔问识而夺之，移赠翰臣，得人哉！”康有为（南海）、沈曾植（子培）、郑文焯（叔问）等人清末民初书坛的影响极大，其时的碑学思潮极大丰富了书法取资的视野，导致用笔集大成式出现，试图突破传统二王帖学体系。沙孟海先生在《清代书法概说》中认为：康有为《广艺舟双楫》对当时书法界有“发蒙振聩”的作用，“这本书一百年来毁誉参半，今天我们实事求是，应该肯定他领先宣传启迪之功，至于他提出的有些论点，当然有时代的局限性，具体问题应该作具体分析。”沙先生一生的书学主张受《广艺舟双楫》影响深刻，虽在早年《近三百年的书学》及晚年行文中对康氏此书若干观点有所辩驳，而实旨在回应外界对此书之驳难。今天，我们应该要充分主要到敦煌遗书的发现之时，正是碑学大纛高举之际，舍此背景而论敦煌遗书在发现之初未能受到当时书坛的足够重视，无疑有失偏颇。
张宗祥先生书法一生致力李邕最多，所得亦深，而钱君匋《我和张阆声先生》整文中皆言学董其昌字，不及李北海，可谓独具只眼。张氏晚年自编年谱有云：“海内谈书法，除老友尹默外，恐不多矣！尹默功过予，资秉逊予。”自此张氏书学理路已很清楚，与沙孟海不走赵孟頫、董其昌“二王旧路”，直接上参钟繇、索靖者不同，即康有为《广艺舟双楫》所称“旧学”。
张宗祥先生对敦煌遗书的看法在晚年《论书韵语》开篇有云：“我欲师晋人，晋帖钩摹神已损；我欲师宋人，宋贤规范去晋远。平生自许有墨缘，真迹八千曾披看，虽为写经少名手，楷法端妍亦强半。其中六卷最名高，二为东晋四六朝。用墨之浓若点漆，运笔之快如挥刀，乃知魏晋诸名帖，自上石后存皮毛。”可知敦煌遗书对其之重要，而《论书绝句》中分《晋人写经》《六朝写经》《唐人写经》更有全面论述。（方爱龙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