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孙过庭的两次书法评判实验
唐代是中国书法发展的第二个鼎盛时期。孙过庭《书谱》中有这样一一段话，所记述的是孙过庭为探寻书法评判标准所作的两次评判实验。文曰：“吾尝尽思作书，谓为甚合。时称识者，辄以引示。其中巧丽，曾不留目。或有误失，翻被嗟赏。既昧所见，尤喻所闻。或以年职自高，轻致陵诮。余乃假之以缃缥，题之以古目，则贤者改观，愚夫继声。竞赏毫末之奇，罕议锋端之失。犹惠侯之好伪，似叶公之惧真。”①
这两次评判实验反映出了中国书法一个最为要紧的问题，即书法的评判标准问题。为了能将这一问题看得更为清楚仔细一些，现就孙过庭所做的这两次书法评判实验进行一番剖析。
孙过庭的第一次书法评判实验，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书法评判中没有真正的识者。孙过庭把书法评判的群体，即所谓的“识者”分成了三种：第一种是不识者，“其中巧丽，曾不留目”；第二种是错识者，“或有误失，翻被嗟赏”；第三种是不语者，“或以年职自高，轻致陵诮”。可以看出，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书法评判群体，是一个负不起责也不负责的群体。评判的结果可想而知：“即昧所见，尤喻所闻”。
看来书法评判确实有问题。为了进一步观察了解“识者”的品评，孙过庭做了第二次书法评判实验。他采用了具有古色古香的浅黄色的绢帛书写，并提写上古人的篇章名目，再一次拿去让那些所谓的“识者”品评。这一次与上一次的情况大不相同，“识者”还真的将孙过庭的作品当成了古迹。结果是：“贤者改观，愚夫继声”，“竞赏毫末之奇，罕议锋端之失”。先是一些有社会声望的 “识者”改变了看法，随后其它“识者”也就跟着随声附和。他们竞相欣赏赞誉，尤其是对其中一些点画、结字、布局谋篇中有失误的地方甚感兴趣，并对此发出了平时品评中很少能够听到的赞叹之辞。不难看出，这一次评判同样是胡评、乱评，但评判的结果变了。而致使结果改变的，不是作品的艺术内容，而是作品的外在形式。即“假之以缃缥，题之以古目”。孙过庭发现了书法评判中的又一个问题：书法作品的优劣高下，与书艺方面的关系并不是很大。
两次书法评判实验说明了同一问题：“识者”书法评判的标准是唯心的、模糊的、任意的。评判的标准就是 “贤者”的臆断，而“贤者”的臆断又是一个非纯书法艺术的臆断。作品的好与不好，是由“贤者”说了算的。“贤者”说你好你就好，说你不好你就不好。“贤者”凭什么“改观”呢？凭的是“我以为”。用的什么办法呢？用的是“拍脑袋”的方法。脑袋一拍，臆断就出来了。“贤者”是些什么人呢？是一些具有影响力的人。谁最具有影响力呢？ 资深者、为官者、当权者。官越大，权越大，影响力就越大。这些个资深者、为官者、掌权者，可能是书法家，也可能不是书法家，可能懂书法，也可能压根就不懂书法。
孙过庭算是把书法评判这个问题弄清楚了，原来书法评判的裁判是由一些不一定懂书法艺术的，但具有影响力的“贤者”和一群不负责任的“愚夫”，一批“墙头草”组成。评判的标准是任意的，评判的方法是随意的。关于书法家的任何一个不确定因素，“贤者”就可以拍脑袋。“贤者”脑袋一拍说谁好，愚夫们就跟着说谁好；“贤者”吹什么风，“墙头草”们就往那边倒。“贤者”凭自己的好恶，可以以任何理由轻易地肯定任何一个书法家，也可以以任何理由否定任何一个书法家。作为书法家，无论你的书艺多高，仅凭自己的书艺，对“贤者”无可奈何。千百年来，我们的书法家就处在这样一种评判环境之中，他们的书法艺术生命就掌握在这样一群裁判的手里。
二、没有书法评判标准，书法家成名之艰难
没有书法评判标准，书法家成名的经历与境遇是怎样的呢？
王羲之是大家最熟悉的书法家，今人称其为“书圣”，但在唐以前并不是这么回事。
王愔，北朝书法家、书法评论家，在其《古今文字志目》中，对魏晋时期五十八位书法家的排名情况是这样的：“韦诞、张缉、郭伯通、韦熊……王羲之、张彭祖、谢安、郗愔、任静、王献之、王珉、桓玄。”王羲之排名倒数第八位，顺数第五十一位。②
羊欣，南朝书法家、书法评论家，在其《采古来能书人名》中，对历代书家排名情况是这样的：秦二人，赵高、程邈。汉、魏、晋四十五人。王羲之排名第三十五位。③
袁昂，南朝书画家、书法评论家，其《古今书评》为奉敕品评之作，共品评了二十五人。王羲之列第一，王献之列第二，张芝列第十九，钟繇未被列举。在列品后又说：“张芝惊奇，钟繇特绝，逸少鼎能，献之冠世。四贤共类，洪芳不灭。羊真孔草，萧行范篆，各一时绝妙。”④
梁武帝萧衍书法家和书法评论家，在其《古今书人优劣评》中，列举了三十二位书法家。钟繇第一，王羲之第二，蔡邕第三，韦诞第四，张芝第五……王献之第十。⑤
庾肩吾，南朝书法家、书法评论家，在其《书品》中，将一百零八位书法家分成上、中、下三级，每一级又分为上、中、下三等。上之上者三人，排名情况是:张芝、钟繇、王羲之。⑥
李嗣真，元代书画家、书法评论家，在其《书后品》中，记载了八十二位书法家。沿袭了以前九等之分外，又增加了一品，即上上品之上更列逸品。被列为逸品者五人，李斯、张芝、钟繇、王羲之、王献之。⑦
张怀瓘，唐开元间书法家、书法评论家，其《书议》中，列名迹俱显者一十九人，并说“千百年间得其妙者，不越此数十人”。在一十九人中王羲之排第十八名，王献之排第十九名。⑧
王羲之对自己书艺的评判是：“吾书比之钟张，钟当抗行，或谓过之。张草犹当雁行。然张精熟，池水尽墨，假令寡人耽之若此，未必谢之。”⑨
二百年后，王羲之遇到了“贤者”唐太宗李世民。李世民亲自为王羲之撰传，传中历数各家书法之短，独赞王羲之。传曰：“详察古今，研精篆素，尽善尽美，其惟王逸少乎。”⑩这位“贤者”不但改了“观”，而且大力推崇。他采用了政治手段，不惜人力财力，下大工夫全国搜寻王羲之书作。组织人临摹，将摹本送给子弟和大臣让他们临习。大力提倡推广，形成了有唐一代尊王之书风。唐太宗之前，王羲之的书名时而在前，时而在后，飘忽不定。在唐太宗这位“贤者”的力挺下，确定了中国书法第一人的地位。
再看看“有唐第一妙腕”孙过庭的境遇。
张怀瓘在其《书断》中，列神品二十五人，妙品九十八人，能品一百零七人。能品中隶书二十三人，孙过庭排名第二十二位；行书十八人，孙过庭排名第十位；草书二十五人，孙过庭排名第十六位。⑪
窦臮，唐天宝间书法家，在其《论书赋》中说：“虔礼凡草，闾阎之风，千纸一类，一字万同。如见疑于冰冷，甘没齿于夏虫。”⑫
朱长文，宋代书法家，在其《续书断》中，把唐宋时期的书家分为上、中、下（神、妙、能）三品，一一评论，以补《书断》之缺。神品三人，妙品十六人，能品六十六人，附下九人。孙过庭被附在第十名王绍宗名下。“绍宗所善孙虔礼，字过庭，官至右卫胄曹参军。书有能名，或病其体多同而格不高尔。”⑬
文豪陈子昂，与孙过庭同时代，为孙过庭写了《率府录事孙君墓志铭》和《祭率府孙录事文》⑭两篇祭文。陈子昂在文中写道：“君之逸翰，旷代同仙。岂图此妙未极，中道而息。怀众宝而未摅，永幽泉而掩魄。”称孙过庭为“有唐之不遇人也”，即有唐以来难以遇到的一位书法艺术大家。陈子昂对孙过庭的评判应该说是“改观”， 但陈子昂算不上大“贤者” ，其影响力不够。大“贤者”的出现，则是五百余年后的宋代 。宋高宗谓孙过庭的《书谱》，“此谱妙备草法。”⑮宋徽宗又渗金御题，“唐孙过庭书谱”。⑯自此以后，孙过庭在书坛的位置才算有了确定。
米芾一向高傲自大，他认为“ 张颠俗子，变乱大法”，但对孙过庭却很认可。《书史》中称：“孙过庭草书《书谱》甚有右军法，作字落脚近前而直。……凡唐草得二王法，无出其右。”⑰
清代的孙承泽在《庚子销夏记》中写道：“唐初诸人无不摹右军，然皆有蹊径可寻。独孙虔礼《书谱》，天真潇洒，掉臂独行，无意求合而无不宛合。此有唐第一妙腕。”⑱
在客观的中国书法评判标准缺失下，王羲之如是，孙过庭如是，其他的一些书法家亦如是。过去如是，现在亦如是。王羲之、孙过庭算是幸运者，虽然时间长了一些，终归还有“贤者”的出现，终有出头之日。一些真正的书法大家遇不到贤者，贤者不“改观”，只能老死于斗室草野，淹没于喧海了。
三、中国书法呼唤评判标准
书法的评判非常类似于“相马”，千里马常有，而伯乐不常有。一千多年前，韩愈发表了相马说：“世有伯乐，然后有千里马，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。故虽有名马，只辱于奴隶人之手，骈死于槽枥之间，不以千里称之也。”⑲这是一种极不正常，极不公平的现象。但是千百年来，人们却拿它没有办法。只有求贤、等贤。一般人对此无奈，“圣人”对此亦无奈。故孔子感叹曰：“博学深谋而不遇者众矣，何独丘哉！”
科举制度是封建社会的一项重要制度，这一制度为社会下层人士进入统治集团提供了一个通道，科举考试也就成了举国大事。以文章取仕，朝野上下人人皆知。一篇文章定终身，谁的文章能评第一？谁的文章该评第一？谁该入榜？谁能入榜？每一次考试的前前后后，都围绕着这一问题上演着各式各样的喜剧、悲剧和闹剧。朝野上下一起参与，大家都在做文章。考生做的是应试文章，考官做的是评判文章。考生的文章是死的，考官的文章是活的；考生的文章是被动的，考官的文章是主动的；考生的文章变数很小，考官的文章变数很大。考官们做什么文章呢？做文章评判的标准和评判方法的文章。由于评判标准是模糊的，评判方法是主观的，考官让谁金榜题名都有说法。科举考试出现过许多问题，几次大的考案轰动了全国，惊动了皇帝，不少人为此掉了脑袋，但却丝毫没有改变文章评判的标准和方法。
标准就是一把尺子，尺子就应该有刻度。刻度就是“量”，有了量的概念，评判才能得出准确的结果。一把没有刻度的尺子，就是一把橡皮筋尺子。使用橡皮筋尺子，就不可能得出准确的评判结果，评判只能是一种“良心评判”。“良心评判”就失去了公平与公正，就没有信度。“良心评判”在名利的驱动下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滥评、乱评、妄评、错评。
四、中国书法评判标准产生的思路方法
《锯、锤子、剪子比本领》是过去小学的一篇课文，说的是锯、锤子、剪子兄弟仨平时各干各的活，有一天哥仨个都觉得自己的本领大，提出了比本领，要分个大小见个高低。锯说：我能将木头锯成板，人们用我锯的板如何如何，你们哥俩不行吧，还是我的本领大。锤子说：我能将铁打成钉，如何如何，你们哥俩不行吧，还是我的本领大。剪子说：我能将布裁成衣，如何如何，你们哥俩不行吧，还是我的本领大。哥仨各有各的说法，各有各的道理，争来争去，不分高下。当时老师讲：锯、锤子、剪子的本领都大都不大，各有各的用处。中学的时候学习数学，老师讲：只有同类的事物才能比较，不同类的事物之间没有可比性，不能比较。大学的时候，学习高等数学知道：两个不同类的量不能直接比较，要进行比较，须找一个同时能和这两个量相等换的中间量，用这个中间量分别进行等价替换原来的两个量，让其变为相同的量，这时候便可以比较。这个中间量被称为“中间元”，这种方法叫“换元法”。
商品的交易与书法的评判很相似。商品交易的初期，其交易形式是以物易物，粮食换丝、牛羊换人、珠宝换马等等。尽管这样的交换是建立在交换物的使用价值上的，但在实际交换中很难把握其价值的大小，以致出现了不公平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人们开始寻找一种“通货”，即各种不同的商品都可与它比较，与它交换。后来“通货”找到了，商品交易的公平有了很大的改变。“通货”使用了很长一个时期，又觉得“通货”还不方便，最后产生了“货币”。“货币”的出现，使商品交易趋于了公平。货币产生于具体商品中，又脱离了具体商品的形态。“货币” 这种特殊商品，就是商品交易中的标准。
中国的科举制度被历史淘汰出局了，但作文这一考试内容却被延续下来了，今天的高考还在应用。在作文评分标准改革以前，同一篇作文，有的评卷老师认为是最好的，应该给满分。有的老师则认为属于差等，不能予以及格。同一篇作文，两个老师分别评，所给出的分数普遍差异很大，相同者极少。同一篇作文同一位老师分两次评，所给分数差异也较大。上世纪九十年代末，陕西省自学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将作文评分标准列入了科研课题，进行攻关，笔者有幸参与其中。研究结果表明，产生作文评分误差有两大原因，一是评分标准不细不明确，二是评卷老师的主观随意性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课题组制订出一个量化了的作文评分标准。即将作文的评分分为：立意构思、布局谋篇、遣词造句、卷面书写四个基本项目。再将每一个项目分成3～5个层次，每个层次再规定出不同的给分范围（见图表）。这样一来，有效地抑制了评卷老师的主观随意性，使作文的评判回归到了客观。⑳
作文试题评分标准（满分40分）
这一科研成果被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评为二等奖，先是在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推广，后来被全国高考采用。
五、书法作品的评分标准
书法作品的评判，类似于锯、锤子、剪子比本领，类似于商品贸易，更接近于作文的评分。书法作品评判如果采用作文评分标准的思路方法，滥评、乱评、妄评、错评的现象就不复存在了，中国书法史上“贤者改观，愚夫继声”的评判历史就可宣告结束。笔者应用高等数学、政治经济学、考试学等多学科知识，参照作文的评分标准，根据书法作品的四大基本内容，制定出了书法作品的评判标准（见图表2）。
书法作品评分标准（满分100分）
这一标准体系，研究论证起来很复杂，但应用起来很方便。千古以往的书法作品评判没有量的概念，大家使用的是一杆没有准星的秤，以致出现了许多问题。现在量的概念明确了，问题也就解决了。
注释:
⑨孙过庭《书谱》，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一版，《历代法论文选》。
②王愔《古今文字志曰》，同上。
③羊欣《采古 能书人名》，同上。
④袁昂《古今书评》，同上。
⑤萧衍《古今书人优劣评》，同上。
⑥庾肩五《书品》，同上。
⑦李嗣真《书后品》，同上。
⑧张怀瓘《书议》，同上。
⑩李世民《王羲之传论》，同上。
⑪张怀瓘《书断》，同上。
⑫窦臮《论书赋》，同上。
⑬朱长文《续书断》，同上。
⑰米芾《书史》，同上。
⑭⒂⒃⑱戴家妙《孙过庭与〈书谱〉》，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。
⑲《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、中编、第一册》第296页《杂说》。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年1月第1版。
⒇《关于作文命题与评分方法的探讨》，《自学考试科研论文集》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12月出版。
